当地时间8月21日,美国纽约市举行“为死者游行”(March for the Dead)活动,抗议美国联邦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

活动从布鲁克林巴克莱中心通过布鲁克林大桥游行至纽约市政府。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抗议者将点亮蜡烛,纪念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的人。在巴克莱中心前,人们通过歌声表达对死者的追思。

发布会现场连线了山东省政法委书记林峰海同志、湖南省政法委书记李殿勋同志、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张虎同志和青海省政法委书记訚柏同志,分别就山东杨彦军案、湖南尚同军案、广东陈永森案、青海“袁氏兄弟”案等4起垄断行业领域的黑恶势力犯罪典型案件做具体介绍——

19日,全国扫黑办召开发布会,第4次发布挂牌督办的已办结重大案件。

直到案件收网,她才到深圳市公安局,面对民警痛哭流涕:“10多年了,虽然已经10多年了,我现在想起来,那种想死的心情都还有……”

“黑大队”何以如此猖獗?据山东纪委监委通报,邹城市副市长康建国等人给他们充当了“保护伞”。11年前,康建国违规批准邹城市安监局关于不再审批设立其他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的请示,为杨彦军的安庆公司垄断经营提供了便利条件。长年来,康建国等人还多次收受杨彦军所送购物卡和提货券。

如今,博峪村的旅游业日渐红火,博峪村也成了甘南州第一批小康村中的旅游专业村。很多离家多年的村民又回到了村里,他们搞建筑、开酒坊、搞特色养殖、当厨师,忙得不亦乐乎。

曾让王志强陷入绝境的“黑大队”共20余人,他们在杨彦军的领导下建立了严密纪律,非法配备了仿警用稽查车辆、特警制式服装、警用装备,还通过伪造政府文件、公章,假借政府部门职能,只要不是从他们公司购进的烟花爆竹,无论是经营者、销售者还是消费者,都会遭到他们的殴打,并被抢夺没收烟花爆竹。

——人称“四大恶人”之首,三度被判刑,臭名昭著,曾因赌场利益矛盾当街杀人,后竟摇身一变,宛如“成功人士”。【湖南吴先耀案】

尽管北京放松对低风险地区人员的出京要求,一些地方却没有及时转变防控政策。据《法制日报》报道,在北京发布上述通知后,全国其他多个地方并没有因此改变当地的防控措施。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即使持离京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也要集中隔离或者居家隔离、健康监测。专家评价,各地各自为政实行“土政策”,给公众生活和经济组织复工复产带来极大的不便。

抗议者们举着“特朗普撒谎,美国人死亡”、“新冠病毒是可以预防的”等标志,高喊“为死者游行,为生者奋斗”等口号,表达对联邦政府应对疫情无能的不满。

经过13天庭审,今年7月7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杨彦军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搜查罪等七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2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三年六个月至一年五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16年前,一名外省籍女事主怀揣创业梦想只身来到深圳市,但创业不久即遭遇噩梦,被陈永森涉黑组织成员不断通过滋扰、逼迫等手段索取“保护费”。无力反抗的她在亏掉了所有积蓄、被迫关掉企业后,惨痛离开深圳。

受“新义安”扶持,深圳黑老大刷新多项记录

一方面,一些地方对来自疫情风险地区的人们“一刀切”,而且政策变动迟缓,无法及时针对风险变化作出调整;另一方面,有的地方过度反应,明明有着大数据等科学技术的支持,却依旧以“土办法”实施管控。

在这个基础上,甘南州着力打造旅游功能各异的生态文明小康村,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博峪村就是其中之一。村民们合力清理了村道上的垃圾,在政府帮助下对全村按照景区标准进行了重新打造,气质大变样,村子也变得美起来了。

——称霸一方,危害极大。该组织拉拢腐蚀当地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为其项目开发和违法犯罪提供帮助和庇护,在福永、沙井街道一带称霸一方,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群众心理恐慌,安全感下降。

——逞凶斗狠手段凶残。该组织初期通过与其他帮派火拼确立江湖地位,进而有组织地实施故意伤害、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争夺利益、扩充势力,累计造成8人死亡、3人重伤、15人轻伤和大量公私财产损失。

从2006年杨彦军成立“黑大队”,到2018年2月被立案查处,该团伙垄断邹城市烟花爆竹市场长达十三年之久,致使当地烟花价格远高于其他地区,杨彦军也因此攫取巨了额经济利益。在侦办杨彦军案过程中,办案人员查封房产6处;扣押涉案车辆4部、烟花爆竹500余箱,酒水4173箱;冻结存款人民币2800余万元。

但这并不能掩盖事实和真相。

尚同军案,也因此成为全国扫黑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督办的重大涉黑案件。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尚同军、吴先耀二人分别被判处死刑,其他21名被告人,1人被判处死刑,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8人分别判处22至8年不等有期徒刑。团伙的“保护伞”欧阳旭,同日被益阳中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黑大队’见光死了!”“邹城的烟花爆竹市场终于恢复了正常秩序!”“打掉杨彦军黑社会组织真替咱们老百姓出气!”

形成“政商同盟”,恶化当地政治生态。吴先耀先后三次被判刑但均未投牢,一系列“神操作”背后肯定有猫腻。本案中,包括当地原政法委书记欧阳旭等89名“保护伞”被连根拔起,其中厅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21人。

——网罗习武、刑释人员,肆意残害合作商和农民工!受害人谈起所受屈辱几度泣不成声……【青海“袁氏兄弟”案】

据了解,包括美国旧金山等城市也将同步举行相关游行。(央视记者 徐德智)

——“10多年了,我现在想起来,想死的心都还有……”女事主怀揣梦想来到深圳却遭遇噩梦,不断被涉黑组织成员滋扰、逼迫。【广东陈永森案】

一个矿老板,一个“黑老大”,一个政法委书记——这样的组合,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高度警觉。随后的调查结果更让人吃惊:吴先耀曾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诈骗等多项罪名,却只被以轻罪追究刑责,三次获刑却三次均未投牢,背后为他“打招呼”的人,就是欧阳旭。

精准扶贫开始后,甘南藏族自治州在全州推行“环境革命”,从“全域无垃圾”入手,推进退耕还林、退草还林、草畜平衡。生态保护让以前因滥伐变得光秃秃的地块又长起了茂盛的树木。目前,博峪村所在的木耳镇复种及新种林地面积达1.8万公顷。“山里环境越来越好了。”王国良说。

欧阳旭在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光阴荏苒二十余载,在脱贫攻坚的引领下,博峪人走出了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求发展的怪圈,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的小康之路。截至目前,甘南州已建成各类生态文明小康村1303个,惠及40多万农牧民。

有备方能无患,北京近期应对疫情局部范围反弹的做法,为各地如何开展精准防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不管怎样,那种一有少量疫情发生,经济活动就全面停顿的场面,是社会不能承受的代价。各地在开展防控时,理应不断改善方法,灵活调整防控政策,增加防控信息发布的透明度和及时性,从而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真正让科学在防控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针对防控“各自为政”的做法,有专家提出建议,不能过度防疫,要分级分类精准防控,不能懒政实施“一刀切”。当然,如果仅仅凭借地方政府的沟通,也难以将各个地方的不同做法统一起来。只有加强“顶层设计”,在国家层面实施统一的管控制度,才能消除普通民众的“信息差”,减少社会的沟通成本,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复工复产。

在此次全国扫黑办发布的案件中,杨彦军案位列第一。山东省扫黑办归纳此案有4个特点:涉案人员多、暴力特征明显、涉案资产多、拉拢腐蚀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

2020年5月28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陈永森等74人涉黑案。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数罪并罚,判处陈永森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罚金人民币7503万元。

一开始村里很多人不理解,博峪人已经习惯了打工种地,发展旅游,没见过也没想过。但当看到先搞起的几家“藏家乐”生意红红火火,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后,很多人坐不住了,两年的时间里,全村193户有75户开起了“藏家乐”。

王国良告诉记者,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博峪人因盗伐木材而发家致富。村民们不顾国家的禁令,铤而走险进入山里伐木,全村都是“光头强”。南来北往的木材商蜂拥而至,村里比镇上先有了银行、火锅店、旅馆。很多村民成了“万元户”,博峪村也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村”。

事实证明,自“西城大爷”作为首例确诊患者被发现以来,北京的处置是及时有效的,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控制,目前已有几日“零新增”报告。国内外媒体评价,与之前在武汉疫情暴发时所采取的全面封锁不同,这次北京采取的措施更有针对性,其举措也更值得其他国家在复工和重启时借鉴。

——“以商养黑、以黑护商”。该组织通过开设赌场、经营娱乐场所、行业垄断等方式聚敛财富后,逐步演化为利用财富及影响力参股经营公司、开发房地产谋取巨额经济利益的“高级黑”,获利方式从“违法性敛财”转化为“投资性敛财”。

习惯了靠“盗伐”挣“快钱”的博峪人一时转不过弯,地不愿种,累活看不上,很多人都坐吃山空,很快便将前两年的积蓄花完了。迫于生计,有的村民开始去外面打工,有的则回到地里,继续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村里的年轻人慢慢流失,老人小孩成了村里的“常住人口”。昔日的“万元村”变回了“贫困村”。

发布会延续了一直以来的高规格。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王洪祥作主发布,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雷东生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姜伟同志,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陈国庆同志,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杜航伟同志出席。

“以商养黑”“以黑护商”。以尚同军等人投资和经营的企业为载体,利用在当地的强势地位,实施非法采矿、诈骗、虚开发票等违法犯罪行为,大肆敛财,涉案财产超6亿元,并将非法获利用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运行发展。

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迅速激活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致富梦”的驱使下,穷日子过怕了的博峪人将眼光盯向了大山里茂盛的天然森林。

手段残忍,穷凶极恶。尚同军案23名被告人中,有20人参与故意杀人犯罪,该团伙共实施故意杀人4起,致4人死亡,实施故意伤害4起,致4人重伤,实施非法拘禁1起,致1人死亡。因赌场利益等矛盾,王武金曾受吴先耀指使,当街枪杀石远辉。2003年4月,吴先耀因涉嫌其他犯罪被羁押在湘西州看守所。由于担心王武金被抓后将自己供出,吴先耀又指使手下枪杀王武金并肢解焚烧。

2019年3月,花垣县矿老板尚同军,因行贿被留置,而他面对办案人员却显得有恃无恐,拒不交代问题。同时办案人员发现,一个叫吴先耀的人和他资金往来密切,此人被称为“花垣四大恶人”之首,三度被判刑,臭名昭著,如今摇身一变宛如“成功人士”。随着调查深入,办案人员发现,尚同军竟然同湘西州政法委书记欧阳旭往来频繁。

疫情防控是对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如果不提高治理水平,还是沿用传统的治理思路,不仅妨碍商旅人士的出行,也会对本地发展造成困扰。按照最坏的情况设想,如果这些地方出现本地疫情,一定也不希望人们出行时被不加区分地“处处设限”。这种落后的防控思路还会影响其日常治理,表面上严格,实际上只是生硬的加码,面对突发情况时缺乏应变能力。

合议庭通过认真细致阅卷,从90年代沙井两帮社会人员持枪火拼事件中,发现陈永森作为被害人出现;进一步审查,挖掘出“14K火拼事件”“文照根被砍”事件等,梳理出陈永森早年在沙井招兵买马、争强斗狠、争夺势力范围等涉黑组成形成、发展的脉络,最终认定以陈永森为首的涉黑组织成立。

身负5条命案,重伤4人,涉及21项罪名、64起刑事案件,危害湘西长达17年……湖南湘西尚同军、吴先耀二人的累累罪行触目惊心,7月30日,两人一审被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发布会透露,本案共依纪依法查处30名公职人员,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人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黑大队”冒充公安民警垄断烟花市场

看着身边优美的风景、便利的交通条件,王国良开始琢磨起了实现稳定脱贫的法子。他和村里的党员们反复合计,最终认为利用优势条件、发展乡村游一定会大有可为。2017年,王国良和一些党员带头,有8户人家投资改造了自家院落,率先搞起了“藏家乐”。

为了让游客有地方停车吃饭,村里需要占地兴建停车场。王国良的弟弟住在村子的中心位置,他就反复找弟弟和弟媳商量,最后硬“逼”着弟弟让出了宅基地修建停车场。

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被连窝端掉,一股股为害一方的黑恶势力被彻底摧毁,连续重拳出击,百姓拍手称快。

20名被告中,有18名被告人对指控的故意杀人犯罪事实无异议,当庭认罪认罚。屡次脱身,长期逍遥法外,一笔笔罪行,积存了十几年的累累“旧账”,终于被依法彻底清算。

以前,高吉庆和村民身靠“宝山”不自知。博峪村村支书王国良告诉记者,博峪村发展道路曾历经“三变”,直到端稳“生态碗”,才真正吃上了“小康饭”。

——具有境外黑社会背景。自上世纪90年代初,陈永森在陈锡波(香港黑社会组织“新义安”成员,国际红色通缉令缉捕对象)的扶持下,在深圳福永、沙井街道辖区内,参照“新义安”黑社会组织模式发展黑道势力,逐步形成涉黑组织。

她所控诉的陈永森涉黑组织成员多达上百人,长期盘踞深圳福永街道一带,为非作恶,称霸一方,涉嫌实施参与百余起违法犯罪案件。2018年3月,深圳公安集结千余名警力,在全国多地同步展开收网行动,逮捕犯罪嫌疑人过百名,查封涉案房产、土地总价值逾10亿元。

高吉庆的家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属“三区三州”地区。他家的小院子位于甘南卓尼县博峪村,这里大山秀美,天然林茂盛,村子里广场、绿植、小景观鳞次栉比,人如在画中。前不久,高吉庆把院子铺上了木地板,新换了家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暴增的游客让他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

为精准指控,专案组对老案件和案卷进行反复对比、研究,细致审查梳理全案证据,制作了全面、翔实的审查报告和出庭预案,形成了200多页、包含两千余张图片的示证PPT,客观还原了事实真相,深刻揭露了隐藏多年的犯罪事实,对各被告人的形成了强烈的心灵震撼。

高吉庆一家之前一直在外打工,2017年回到村里办起“藏家乐”。如今,他们一家年收入能有10多万元。2019年,全村藏家乐营业收入额突破5600万元。

“黑老大”指使手下杀人焚尸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人们不希望再出现反弹的情况,但也不能过度乐观、掉以轻心。一旦再有地方出现本地疫情,如何实施精准管控,在防控与维持日常社会秩序之间取得平衡,不让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应当是今后一段时间提高防疫水平的重点。

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部分参与者表示,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只顾自己政治利益,导致美国疫情全球最严重,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学业。

村民口袋“鼓”了,山上却越来越“秃”。1997年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对伐木的管制空前严格。

自2012年“陈垚东涉黑组织”被查处,2013年潘卫洪、文润德被立案后,陈永森便觉察到危机,不仅刻意减少了与组织成员联系,还利用其是沙井本地人的经济优势,成立福森房地产开发公司,企图“漂白”为正当商人。

“当年做生意血本无归,机动车被强行开走,还被无故辱骂殴打受伤,家中生活一度陷入绝境。” 谈及过往,受害人王志强老汉泣不成声。

发布会透露,目前,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111起案件中,已办结31起,尚在侦查阶段7起、审查起诉阶段14起、审判阶段56起;抓捕犯罪嫌疑人9504人,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3691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1267.75亿余元。

深圳中院经审理查明了陈永森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事实。

一些地方对来自疫情地区人员的防控,采取“各自为政”的做法,无疑违背了精准管控的原则。目前,从北京出发的旅客,不得不几经周折询问目的地有关部门,了解相关管控政策。有些时候,即便在同一个地方,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也可能给出不一样的答案,打了很多电话也未必得到确切的政策解释。据报道,在北京放松出京管控后,有北京市民为了回到老家,必须向社区报备,提交北京住址、当地住址、身份证照片、北京健康码、车票、行动轨迹等信息,甚至还要提供房产证照片。这些做法让有出行需求的人们无所适从。

今年虽有疫情影响,博峪村民没想到的是,来的游客反而更多了。外地人或开着车、或跟着旅行团,来博峪村“品”山水、看风光。

经过抽丝剥茧的调查,尚同军、吴先耀团伙及其保护伞的罪行浮出水面——